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先生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戏最终将成为贻害中国戏剧的祸始》的文章，把中国戏剧未能走出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现代戏创作，指出这个问题成了当前戏剧界的“一个笑话，很可笑的笑话”，把“现代戏的创作与演出情况……一直不尽如人意”的“导致演出剧目贫乏”的危机状况，归咎于现代戏的创作与演出。笔者认为，这种提法过于偏颇，值得商榷。

    应当承认，目前我国戏剧界上演的许多传统戏，乃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磨炼雕琢，成为深受观众欢迎的艺术精品。这批剧目，无论是从艺术质量上看，还是从创作观念上衡量，都具备发人深思的科学探索价值。以京剧《失·空·斩》为例，其创作观念乃是艺术家们耳熟能详的“遗貌得神”，敢于抛弃所谓“生活写实”即“形似”的一面，追求其貌似不合理、实则是追求神似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的画龙点睛之笔，《失·空·斩》因而在京剧舞台上活跃了好几个世纪，至今仍然长盛不衰。在“遗貌得神”创作观念的指导下，剧作家对剧作结构、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性格刻画、巨细佈局等创作技巧，烂熟于心，知道哪些东西应该舍弃，哪些素材值得保留，什么部位能一笔出像，什么地方必须一笔带过，怎样做才能算是“遗貌”，如何写才能“得神”，最终在舞台上收到“意在笔前”、形神兼备、炉火纯青的艺术效果，令观众叹为观止，鼓掌叫绝。

    反观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戏剧创作，除了极少数剧目如《曹操与杨修》、《廉吏于成龙》等几出戏之外，目前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历史与现代剧目，有几个真正做到了“遗貌得神”，形神兼备，令观众叹为观止，鼓掌叫绝？当代剧作家言必称“传统”，真到笔耕时刻，却常常将中国传统艺术的创作观念及其精华置诸高阁，反其道而行之，一味追求西方戏剧的写实技巧，片面理解“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辩证关系，虚处不见虚，实处实过头，其结果可想而知，常常把戏剧效果搞得虚中有假，假而可笑。傅谨教授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却将我国戏剧界至今尚未走出危机状况的罪过，归因于“现代戏的创作与演出”，至少是用辞不当。此乃偏颇之一。

    关汉卿创作《窦娥冤》一剧，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来衡量，可以称得上是标标准准的现代戏。然而，《窦娥冤》不仅唱响了关汉卿时代，而且唱响了几百年，一直红到今天，成为京剧程派的坐镇剧目之一。若按傅谨教授所下的定义去推理，关汉卿必须放弃《窦娥冤》的创作，只能去创作事关遥远的夏、商、周时代的题材和作品，不然就不会得到关汉卿时代广大观众的的追捧和支持。然而，关汉卿就是关汉卿，他就是一颗砸不碎、嚼不烂的铜豌豆，不仅横下一条心，要把现代戏《窦娥冤》写深演好，而且他还要在“遗貌得神”上花大气力，下真功夫，巧妙地运用“六月下雪”的寓言效应，使该剧在他创作思想上得到空前深化，艺术上炉火纯青，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一部长盛不衰的经典剧目。试想：假如关汉卿当时放弃了遗貌得神的创作观念，一味追求写实效果，一味追求传统戏效应，那么，《窦娥冤》还能留传到今天吗？此乃偏颇之二。

    戏剧历来就是剖析人性和表现人生驿站的大舞台，主张写人、人的命运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领时代潮流的天之君子和艺术宠儿，中国名剧《赵氏孤儿》、《窦娥冤》等剧作是如此，挪威的话剧《娜拉》也是如此，美国的影视戏剧《飘》更是如此。如果戏剧不能准确地画龙点睛地反映时代精神，不能与时代脉搏同步，那么戏剧就将会失去其人民性功能，就将会因其自身的衰老潺弱而走向自我消亡。想想八年抗战，中国戏剧在当时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丝毫不亚于荷枪实弹在前方抗击日寇的中国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于那个年代，京剧《梁红玉擂鼓抗金兵》、《逼上梁山》、《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出生在那个年代，一大批经典剧目经受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艺术大师梅兰芳首创的一大批京剧时装戏，更是受时代的催迫督促，从而改革创新成功的。此乃偏颇之三。

    我们不能把现代戏创作与“四人帮”的帮派文艺等同起来，在二者之间划等号，众所周知的真实情况是：是“四人帮”篡夺了样板戏的创作成果，而不是“四人帮”创作了样板戏。与此相对应的是，极左思潮是“四人帮”兴起而泛滥成灾的，理应与现代戏创作的正确指导思想区分开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改革成果，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的八字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傅谨教授那篇《现代戏最终将成为贻害中国戏剧的祸始》文章，显然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相抵触的，至少是言过其实，不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