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子兵法》的邂逅相遇

当京剧由极盛状态跌落低谷而一蹶不振之时，一部长盛不衰的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代军事学术著作《孙子兵法》，引起了笔者的高度关注和深刻反思。

我与《孙子兵法》邂逅相遇在十年浩劫期间（1969年）一家专事销毁“四旧书籍”的废旧收购店。当时，店主被我的旺盛的求知欲所感动，冒着可能被造反派批斗的风险，将那本周身起毛、破旧不堪的《孙子兵法》，以一角钱的贱价，破例卖给了笔者。从1969年春寒料峭时算起，我与《孙子兵法》相伴了整整四十个春秋。我对它爱不释手，公余之暇则手不释卷，孜孜研读，久而久之，竟将其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书法和京剧领域，而且所获颇丰。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⒁（公元前545？——公元前470？），字长卿，春秋末期乐安（今山东省惠民县）人，与孔子可能同时代，距今已逾2500多年。孙武在政治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历史传说中的帝王诸如黄帝、尧、舜、禹、汤，以及周代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先哲圣贤们治国御众的统御谋略，与老子、孔子在思想方法上相通相似。先贤巨擘们在夏、商、周三代时期留存下来的军事学术思想精粹，经过孙武高度提练、概括和匠心独运地创造，撰写了系统而深邃的传世经典军事著作《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词约意丰，说理精微，气势恢宏，贯通古今，风行全球，其格言警句易记成诵，战略战术雅俗通用，深受当今社会各行各业的由衷欢迎，其影响早已超越中国的国界，畅流世界。它不仅深受二十世纪世界各国政界、军界、经济界、法学界、医学界、企业界、体育界、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等领域诸多有识之士的青睐和重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对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仍将在新世纪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继续发挥它的深远影响和指导作用。正如英国著名战略理论家李德·哈特先生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作，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可以说，《孙子兵法》是战争指导智慧的结晶，历数古往今来的军事家，只有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可与孙子论比，然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比孙子晚2000多年，而且有时代局限性。相比之下，孙子的文章更深刻、更透彻，永远给人以新鲜感。”每读到此，笔者总要掩卷深思：艺术欣赏原本要靠吸引观众取胜，新鲜感和艺术魅力则是吸引观众的主要制胜法宝。倘若京剧能够“永远给人以新鲜感”，其艺术魅力像中国当代流行艺术那样，又何来“危机”可言？这是我异想天开，第一次将孙子的精髓引进京剧，并且将它作用于中国京剧领域，试图引领京剧走出戏剧危机的低谷。有危机就会有机遇，重压之下必有勇夫。

京剧剧目素来号称“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它所表现的古代或近代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成千上万，其中直接与《孙子兵法》产生形质联系或影响深远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与平民百姓，如：历代老百姓熟知的周公、姜尚、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可以称得上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尤爱《孙子兵法》的魏武帝曹操，对孙子的建树功不可没。他“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经曹操删编注释的《孙子兵法》十三篇，词约意丰，影响深远。曹操是京剧舞台上褒贬不一、观众最最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人物。汉代三杰之一的韩信，据说他学习的兵法原本出于孙武，他引用孙武关于“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等军事术语，在九里山设下十面埋伏，一举歼灭了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京剧《追韩信》、《斩韩信》、《霸王别姬》等诸多折子戏剧目，均属此类范例。历史上众多典型艺术形象如：刘邦、肖何、吕后、张良、韩信、蒯彻、樊哙等著名历史人物，都栩栩如生地活跃在京剧传统戏中。此类例证颇多，恕不一一列举。

唐太宗李世民在京剧舞台上出入频繁，他对《孙子兵法》的偏爱和推崇，超乎寻常。在与李靖谈解兵略的《李卫公问对》一书中，李世民将孙子关于“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战略思想，论述得极其生动形象，把孙子阐发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推崇为“至精至微，聪明睿智，神武不杀”的最高军事准则。唐太宗赞叹不绝地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深乎，孙武之言！”

我怀里揣着一部《孙子兵法》，从中国京剧传统戏的入口处进入，逐步进行探索，深入研究，并且将其深化，年深日久，我与京剧、《孙子》最终形成了一种水乳交融的铁三角关系。（本文摘自笔者撰写的长篇论文《引进孙子振兴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