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论王昭君和平形象的现实意义

     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婵、杨玉环（按历史排序）的动人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四大美女中，西施与貂婵是为了挽救国家，不惜牺牲生命，充当越国和东汉政府的间谍，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杨玉环与唐玄宗的爱情故事凄婉动人，只是可惜因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缘故，导致杨国忠等一帮奸倿专权，祸国殃民，直接引发安史之乱，使唐朝从开元盛世走向没落；唯有王昭君是一介平民百姓，在命运多舛中不甘沉沦，冲破宫廷禁锢，自愿请行，奔赴塞北，完成汉、匈和亲的伟大历史使命，为汉、匈两大民族的团结和睦、和谐友好作出了巨大的奉献，亲手缔造了汉、匈边疆60年的和平盛世。中国四大美女的轶闻传说被写成小说、诗词、评书、戏剧等，广为流传。相比之下，王昭君题材的文艺作品则显得有些单薄，诗词、评书、小说、戏剧等虽也不少，但大都落入原国家主席董必武指出的“词客直摅胸臆懑”的窠臼，被历代剧作家把王昭君当作抒发忧愤和牢骚的载体，或写成文艺作品，或搬到戏剧舞台上。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或在“毛延寿画像”上大做“丹青误”的文章，或以毛延寿为托靶怒斥奸佞误国，或以汉元帝为依托辱骂帝王们荒淫无道，或借王昭君的坎坷遭遇暗寓自身的失意处境，总之，它们掩盖了王昭君题材的真实本质，舍本求末，把王昭君亲手缔造汉、匈边境和平盛世所作的巨大奉献，不同程度地扭曲或阉割了，掩盖了王昭君和平形象现实意义的真实内涵。郭沫若写话剧《王昭君》，应被列入“词客直摅胸臆懑”的队列之中。京剧移植昆曲的《昭君出塞》，仅仅只是表现王昭君一路餐风露宿不畏艰险的奋勇精神的一个片断。倒是剧作家曹禺先生秉承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创作了四幕话剧《王昭君》（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却又被评论家们讥讽为“把汉代的王昭君写成了现代的共产党员”。之后，电视连续剧《王昭君》接连出了好几个版本，似乎都未能真正触及到昭君题材最本质最深刻的历史真实，剧作家们仿佛都怀有一种畏惧感：害怕重蹈曹禺先生创作四幕话剧《王昭君》的覆辙，遭到评论家的讥讽。笔者倒想撇开这些杂念，为剧作家曹禺先生说几名公道话。曹禺先生创作的《王昭君》固然有“过犹不及”之嫌，但他在创作昭君题材的过程中试图努力塑造王昭君和平形象的大方向，应该说是准确无误的，起码是符合周恩来总理生前没能实现的最大遗愿的和种开创之举。哪里有“矫枉”，哪里就会出现“过正”，世上没有绝对的准确，矫枉过正是自然现象。运用孔子的中庸机制，在尽善尽美与无可奈何中找到一个不偏不倚的创作方案，可能是合理解决创作昭君题材、塑造王昭君和平形象的最佳办法。

    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说：“减头绪，密针脚。”是指删繁就简，选择关联事物本质的重要细节，完成对典型形象的艺术创造。杜甫指出：“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其艺术审美思想用在塑造王昭君的和平形象上，是非常贴切的。也就是说，在遴选创作素材时，要有忍痛割爱的勇气和胆识，有舍必有得，得而必舍之，割舍“偏爱”才能得到真爱，割舍节外生枝的情节误导，才能撷取人生价值审美预期的艺术真实。王昭君的人民性价值，不是“毛延寿画像”，更不是人们倾注同情的所谓“丹青误”，而是她把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人民群众的和平期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呼吸中体察到战争给人民群众造成的伤痛感，从生命的渴切需求体验到人民群众对和平盛世的渴切期盼，促使她从不自觉走向自觉，完成了缔造60年和平盛世的伟大历史使命。必须指出：这个伟大历史使命的授予者不是帝王，而是成千上万渴盼团圆的人民群众。王昭君出身农家，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哺育，懂得艰难辛苦，深知和平环境对人民群众的难能可贵。在她眼里，历经百年汉、匈战争的人民群众，最渴望得到的是和平，有了和平，就会有汉、匈民族的团结和睦，就会有閤家团聚的喜庆，就会有安居乐业的欢乐，就会有安宁祥和的社会，就会有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真诚，就会有人民收获幸福的平实生活。

王昭君和平形象的现实意义，才是创作昭君题材的第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