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论王昭君和平形象的现实意义

    汉代是铁血英雄与热泪美人竞相辈出的时代，他们铁血疆场，泪洒西域，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包括王昭君在内，汉代共有十三位公主以“和亲”名义远嫁到西部边疆或塞外，除了解忧公主一人晚年返回汉朝之外，其余的都在边疆或塞外度过了默默无闻而苍凉的一生，唯独王昭君活得有声有色，与匈奴和亲的轶闻佳话不绝于书，成为象征和平的化身、民族和谐的楷模与和而不同的典范，为千秋万代歌颂传唱。

昭君出塞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体现其民族团结、和睦友好的重大历史事件，值得历代统治阶级和骚人墨客为她创造的和平业绩挥毫泼墨，倾注热情。作为山区农家出身的普通宫女，王昭君以顾全大局的思想、坚忍不拔的意志、聪明果敢的智慧、吃苦耐劳的作风和忍辱负重的品德，感化了当时尚且处于半文明、半开化时期的匈奴领导阶层和人民群众，不仅促成了汉匈民族60年的和平相处，而且还深化了汉、匈民族在思想、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2000多年来，人民受儒家学说重男轻女思想的压迫毒害甚深，王昭君塞北和亲的历史事件因此而倍受冷落与忽视，其和平形象的现实意义总是遭到程度不同的压抑与扭曲。但是，昭君题材在文学艺术上竞相涌现，其影射民族矛盾或社会问题的大量艺术创作层出不穷，汗牛充栋，随着人民群众对昭君人格及其人民性景仰尊崇的不断加深，王昭君的和平形象在人们心中自然成型，成为一种为世人公认的独特文化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昭君乳名皓月，生于普通农家，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兴山）人，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赴长安求娶汉朝皇家公主，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昭君出塞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终止汉、匈民族相持数年的战争灾难，开创和平局面，并将汉、匈和平维持了60多年时间，促进了匈奴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为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根据历史记载，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汉元帝竟宁元年即昭君出塞历史事件发生的整整一百年时间内，汉、奴两大民族处于残酷的长期交战状态。血与火的汉、匈战争造成了社会文明的巨大破坏，给汉、匈民族带来水深火热的深重灾难！王昭君深明大义，自愿请行，胸怀和平使命，奔赴塞北，使边疆呈现出“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出使边塞的十二位汉朝公主都默默无闻，唯独农家出身的王昭君却在平凡中显现伟大，出人意料地干成了令文武百官汗颜的和平业绩？历史给出的答案是：由于王昭君受多元文化因素的巨大影响，造就了令后人称道的昭君人格，终于促使王昭君的和平形象在危难中塑造成型，成为观照历史、照耀现实的和平化身。

王昭君出生于香溪岸边，其出生地昭君村与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出生地香炉坪毗邻相接，同属南郡秭归（今湖北兴山）。她自幼深受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和熏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视野远大，襟抱鸿阔。香溪人杰地灵，婉然流入长江三峡，王昭君在吸纳长江文化营养的环境中长大成人。被选妃以后，王昭君来到长安，禁锢在皇宫深院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受到黄河文化的熏陶，以琵琶与书籍为伴，既增长了学识，政治上也日渐趋向成熟，使她产生了绝处求生而“自愿请行”的大胆设想。当她来到塞北，与呼韩邪单于完婚，拥抱着阴山大漠和“风吹草低现牛羊”丰沛草原，她贪婪地吸纳着草原文化的浓郁芳香。王昭君的一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家乡----宫廷----草原，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她始终热爱生活，怀着满腔热血，热情地拥抱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贪婪地吸纳三种文化的丰富营养，将三者汇聚一身，使得丰富多元、蕴涵广博的昭君情结独具深刻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昭君和平形象的历史塑造，不是她自封的，更不是人为的施舍，而是基于昭君人格的人民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性所赋予的最高褒奖。

纵观王昭君的一生，知识给了她力量，博爱是她的性格形成的照实基座，苦难丰富了她的三段式阅历，幸福激发她更加乐善好施，再加上多元文化的哺育、吸纳与交融，使她学会了在交锋与磨合、交流与融和、绝望与希望中选择忍耐与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终形成了她宽厚宏阔的博大胸怀，追求和谐共处的高尚品德，多元文化共存而又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为维护汉、匈民族团结与边境和平的不倦精神，使王昭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和平形象的化身，成为沟通我国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特殊载体，成为强化我国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光辉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