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王昭君和平形象的现实意义

     提起王昭君汉匈和亲篇章中的“自愿请行”，笔者便联想到文革前后毛泽东曾经号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当时美其名曰“知青运动”。许多人对此褒贬不一，各有说道。笔者曾经亲眼目睹了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告别爹娘那惨痛的一幕幕情景，与唐代诗人杜甫在七言乐府《兵车行》中所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如果把“行人”换上“知青”，照样感人肺腑。请看：“车辚辚，马萧萧，知青背包各在腰。爷娘亲朋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下乡频”，发生在1000多年前安史之乱中的悲惨情景，居然在20世纪文革中开锣重演，其写照是何等地形象逼真！可悲的是，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尚且能有回城探亲的机会，然而发生在2000多年前王昭君奔赴塞北与匈奴和亲的那一幕历史活剧，纯属肉包子打狗----是一宗有去无回的买卖。令人钦佩的是，当年王昭君明知有去无回，却偏偏要“自愿请行”，背井离乡奔赴匈奴，与呼韩邪去“过一辈子”腥膻之邦的异族生活，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比当年毛泽东号召广大知青“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的踊跃情景，更要难能可贵！众所周知，当年广大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为了解决“变相失业”的社会问题；王昭君“自愿请行”奔赴塞北，决不是为了单纯嫁汉填饱肚子，而是要遏止汉匈两大民族再次爆发战争，其主旨是为了确保汉朝有一个和平安宁的大环境，与屈原的爱国主义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汉人眼里，匈奴人野蛮，不讲信义，只知掠夺，说翻脸就翻脸，战争阴云密布，时刻都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昭君只身奔赴匈奴，犹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她是抱着九死一生的献身决心，自愿请行，一心一意要搞好汉匈民族关系，让汉匈人民过上和平安宁远离战争的好日子；否则，就很难解释王昭君为什么要执意“自愿请行”的主观动机何在了。根据元代剧作家马致远在《汉宫秋》一剧中所描述的情节，当汉元帝知道王昭君是个绝色佳人后，大吃一惊，心怀无限悔意，执意要挽留王昭君，直言不讳地提出“换人前往”。王昭君深明大义，从仁义和诚信角度考虑，她婉言谢绝了汉元帝的“一番好意”，毅然踏上奔赴塞北的坎坷路程。东窗事发后，毛延寿里通外国，制造民族矛盾，其行为比当今台湾的阿扁还要阿扁。汉元帝一怒之下，将毛延寿斩杀弃市……马致远写《汉宫秋》，主要是影射嘲讽那些卖身投靠元朝统治者的一帮文臣武将，“满朝文武皆无能，要一个女子去和番”，将王昭君描述成一个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典型形象，并为之倾注了剧作家的深切同情，从该角度出发，歌颂王昭君无可奈何的大无畏精神，马致远因此而落入“词客各摅胸臆懑”（董比武语）的窠臼。笔者在创作歌舞剧《昭君泪》时，对写作方向曾作再三省思，再三调整写作角度，决定摒弃历史上的诸种弊说，重点写王昭君“自愿请行”的心路历程，写她奔赴塞北的三大内部动因，写她亲眼目睹了汉匈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创伤、人民痛苦和“十室九空”的悲惨景象，下定决心要为汉匈和好做奉献，以上几点，构成了剧中主人公王昭君“自愿请行”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必须强调的是，我无意要将她塑造成为象征和平的女神化身，但历史的真实是：由于王昭君的全力奉献，汉匈边境呈现出了60多年的和平景象，却是载入史册的不争事实。

王昭君的感人事迹，且不说发生在2000多年前，即便是发生在当代，也实属不易。改革年代，许多工人（其中不少人是党员）下岗，大学生面临就业困难，却不愿到农村和祖国西部去，党和政府号召人们丢掉传统观念，去西部，去农村，去服务行业就业。人们因此而响应号召了吗？答案是，响应的是少数，多数人则犹豫再三，思想斗争接二连三，其结果并不乐观，处于摇摆状态。两相对比，则不难发现，发生在西汉年间王昭君“自愿请行”的和亲事件，是多么地难能可贵了！

    王昭君和平形象的确认和确立，需要经过实践检验，需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地认真分析，最终作出合乎人性即理性的正确判断。笔者以为，王昭君和平形象的确认和确立，不仅对粉碎台独、藏独和疆独分子的分裂阴谋有利，对捍卫祖国尊严和民族大团结的战略国策有利，对中国崛起有利，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利，而且还对每个公民正确对待择业选项的理性判断有利。

和平、和谐与和而不同，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它们不是虚无的撑门面的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必须落在实处，方能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信仰、理想和民族价值观。如果仅将它们停留在口头或面子上，把和平、和谐与和而不同当“语录歌”唱，当“三忠于”祈祷，那就从本质上抛弃了和平、和谐与和而不同的三昧真意，又重蹈了形式主义的历史复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