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吴祚来“京剧唱段进小学教材”

今年中央召开两会，教育部采纳了某位政协委员关于“建议京剧唱段选进小学教材”的题案，因而引发群众争议，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还有观望的，其中以吴祚来先生最为“激进”，说是“最为人们不能理解的是，规定曲目中居然出现了许多充满文革色彩的样板戏内容，这会使人们作何感想与联想”，批评教育部在“孩子们在还没有理解社会历史诸多背景之时，让他们盲目地练唱这些无益于身心健康与审美需要的曲调，只是对京剧负责，而不是对孩子们负责”，并因此而追问教育部：“我们的艺术教育是对传统文化负责，还是要对孩子们负责呢？京剧这样的传统艺术如何进课堂，或者说如何进入孩子们艺术生活？”吴先生严肃地指出：“艺术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才是教育的终极追求与目的。”（文章载大洋网2008年2月25日）显然，吴先生对教育部将京剧唱段编进小学教材这件事，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笔者认为，从加快振兴京剧步伐的角度看，教育部这一决定原本无可厚非；而从吴先生反对小学生接受不健康的“许多充满文革色彩”的京剧唱段，担心孩子们受教育的“终极追求与目的”受到损害，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担忧和举动。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借助孔子的中庸思想，执其两端，允执厥中，“过之”与“不及”都是下策，唯有从实际出发，以解放思想为原则，以实事求是为依归，从尽善尽美与无可奈何这两者中，找到一种合乎人性的最优方案，才是理性的以人为本的为社会各界人士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笔者的愚见是：目前教育界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还不是京剧唱段该不该进入小学教材，而是现有教材中存在着有关“读书做官”即官本位思想的贻害。试想，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公务员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官要为民作主，但学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却反其道而行之，仍在教育广大学生要“读书做官”，把官本位当作他们毕生的“终极追求与目的”，这岂不是南辕北辙，公然在跟党和政府三令五申着重强调的服务宗旨唱反调么？这不是乱扣帽子，只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只须看一看当代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所谓“追求”，只须到基层去摸一摸某些大学生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便会明白一二。前几年，我曾与一位大学生闲聊，问他毕业后想干啥，他愤然地说：“我第一是想当官，第二是想当官，第三还是想当官。”我说：“当官好啊！当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好公务员，这理想不错嘛。”他沉吟了一会儿，猛地抬起头看着我，认真地说：“我可没那么高雅。我当官就是为了搞腐败。”我大吃一惊，眼睛直瞪着他。半晌，他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不腐败发不了大财。我想当官，就是想发大财！”当然，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可能是极少数，也有可能为数不少。然而，不管是极少数还是为数不少，有这样的苗头露出来，就值得引起教育部的严重关注和重视。

    回过头来，当我们再来看吴祚来批评教育部不应该把“京剧唱段编进小学教材”与那位大学生无可奈何地说：“不腐败发不了大财。我想当官，就是想发大财”，把这两件事相比较，就会发现前者与后者有本质上的区别。振兴京剧人人有责，关键要看振兴的是什么样的京剧，如果要振兴类似《三娘教子》之类的剧目，号召孩子们从小立下为官本位思想而努力奋斗的“远大目标”的话，那还不如不振兴为妙。原因只有一个：人民群众痛恨腐败，痛恨贪官，痛恨培养那些长大后一心想当贪官的接班人。所幸的是，选进教材的唱段是现代戏，而非《三娘教子》。问题的实质是：为什么要把“革命样板戏”的功劳全都记在江青的账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红灯记》原本叫《革命自有后来人》，《沙家浜》原本叫《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还保留着原有的本色，只不过是江青贪天功为己有，把她们全都贴上“江记”标千，窃取了广大京剧人的丰硕成果而已。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大可不必因“样板戏唱段”搬上小学教材而杞人忧天。中国经历过文革灾难，总比关在温室里要好，正如人患过重感冒一样，能使人体产生免役力而更健康。经历过三座大山压迫和文革灾难的中华民族，早已产生了强大的肌体免役力，能够抵御三座大山的再压迫和文革灾难的再次发生，吴祚来先生大可不必因此而投鼠忌器，谈虎色变。